但如果天平一直没有倾斜，正义女神如何得出裁判的结果？所以，秤的状态取决于司法的具体过程，需要更多微观细节的支撑。

尽管民营企业正处在一个难得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全如人意。三是完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具备公共研发、技术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投融资、知识产权和技术项目孵化等功能的创新服务平台，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效拉动民间投资此次司法改革即聚焦于司法地方化在管理体制上主要病灶，对症下药，主要举措为：第一，司法系统资源管理的省级化。再次，司法区划改革不搞一刀切和一步到位，甚至可以允许省级人大与省高院因地制宜地在本省范围内进行统筹安排。这一改革在理想型上受到国外司法巡回制度的启发，在经验上则与国内之前进行的金融区划改革有呼应之势，进一步深化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这一标准配置却相对忽略了司法权在地方政治生态中的低微处境，导致了司法地方化的后果，对我国法制统一和权利保护构成严重损害。

不过，对此司法区划改革，官方和民间似乎存在不同理解。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司法体系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治理的基础性环节，是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保障。在这一阶段里，中国法失去了它先前所固有的性格，转而按照西方文化框架来设计和评判了。

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正因为如此，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而在19世纪，中国人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又代表着一种纯粹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价值。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

虽然清末六法未及施行，清廷即告覆亡，但是清末法律改革的深刻意义却远在一系列政治变革之上。以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它注定不能够传世。

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这种问题在产业市场还不太明显，因为企业作为有目的性的组织，不可能完全放弃宏观的视点。为了避免政府与某个集团勾结在一起或者占优势的群体倚强凌弱，于是乎法治就成为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另一个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能否根据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以及实现人权的需要，进一步健全能充分保护财产权、强制履行契约、防止冤假错案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形成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

在取消审批的地方，市场机制将发挥调节作用，但也很容易导致被放任的自由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事态。因而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政府的权限不断削减，相应地法院不得不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也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最突出的一点是通过办案责任制明确审判主体，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责任归属不清楚的乱局。

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四处蔓延，不仅严重损害了法院的信誉，也使得国家秩序碎片化。与此相应的各种步骤如果逐一落实，势必在法院体制上导致革命性的变化。

在去行政化改革之际，为了确保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相辅相成，防止司法腐败乘机作祟，三中全会决定还推出了若干配套举措。由此可见，在自贸区的框架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试验，重要的并不是金融工程技术层面的精致化作业，也不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模拟，而是法律特区的形成。

例如建立符合专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身份保障制度，使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专业系列与行政官的公务员系列渐次分离。为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行政部门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改变以事先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可以说，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旗帜之下，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正蓄势待发，矛头直指现行体制的根本弊端。由此可见，在争执的两造之间处于第三方地位的法院，理应成为最典型的中立者、最理性的判断者，理应成为宪法和法律最直接的实施者、最可靠的守护者。一个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能否根据国际金融中心乃至要素市场有效运作的需要，建立起可以完全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的、真正独立的、专业化的审判系统，并以此带动司法模式的转换。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制度基础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基于完全合理性假设的计划、审批事项以及行政监管系统，也不是被创制的法律体系，而是基于有限合理性的自生秩序，特别是像英美普通法那样不断生长、不断发现、不断整合的判例群。

这就在实质上把审判独立的概念从法院系统作为整体的独立拓展到法官作为个人或合议庭的独立，构成六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局。既然改革开放已经到达一个崭新阶段，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就势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而一旦容许很大的流动性，试验区的设置也就会失去意义，改革中的风险实际上是很难有效控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上海的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可以发现最关键的领域是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最有意义的试验则是更加彻底的司法体制改革。

尤其是政府律师的设置和扩大，当会成为今后法律职业发展的一种趋势。针对这样蜕变的可能性，必须通过明确的游戏规则来保障竞争的自由和公正，并对脱轨行为进行事后矫正。

  观察司法改革的走势 司法改革之所以成为重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改造国家权力结构的切入点，并非某个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在这里，各种诉求的表达、协调以及凝聚共识就成为治理的基本任务，而国家权力只有保持中立性、客观性才能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所共同接受乃至信任。不难想象，新型金融市场的孕育根本就无法局限在28平方公里有余的试验区。因而市场还需要非市场性的制度作为宏观视点的基础，并借以形成和维护市场的秩序。

  出处:《中国改革》年度特刊中国2014：直面全部问题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方，社会活动的主体往往都是在微观层面进行合理选择的经济人，不存在所谓超越的主体。

民众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任何个体或团体都不得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但是，2008年起源与美国次贷问题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微观的合理性也会孕育宏观的不稳定性。

审判权与行政权纠缠不清是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的特征，官僚机构的思维方式、管理技术以及垂直监督的逻辑始终支配着办案过程，使得司法独立原则根本就无从树立，保障权利义务关系明晰性、稳定性的法律文书既判力也无从产生。  两大顽疾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司法体制始终存在两大病灶，即：地方化与行政化。

总而言之，观察今后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势，可以有两个很重要的风向标。三中全会决定在去行政化方面，其改革力度是空前的。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促进社会的功能分化和阶层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导致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律师将能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以及提高司法的质量和信誉等方面能发挥类似苏格拉底式牛虻那样的重要作用。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真正具有全球辐射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大都出现在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特别是在金融工程学和信息技术增加个体预测风险、计算损益的能力之后，上述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为没有跨越疆界的流动性，推行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无从谈起。也只有在这样的上下文脉络之中，我们才能准确领悟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含义。

作为市场基础的制度必须加强个人行为规则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决定市场绩效是每一个体进行判断之际的具体合理性的程度，人们很容易忽视宏观调控的长期合理性。